小邓：我在德国难民营工作第四年了｜新气集
文｜李梓新
能够和小邓聊她的工作是一个难得的机会，23年前她从广州来到德国，读书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听说难民营需要中国人做工作人员，她就应聘成功了。
近几年来，随着乌克兰战争、中东以及巴尔干地区等地不稳定的局势，流到德国的难民越来越多，其中也不乏中国人的身影。小邓谈到了她的工作日常，她对难民的观察和理解。非常本原地和我们描述了一个难民营的轮廓。欢迎大家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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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本期节目内容节选
和难民相比，我们只是更幸运而已
李梓新：本期我邀请到了在德国难民营工作的小邓，一起谈谈国际难民的话题。我和小邓是在三明治离散写作计划中认识的，她的故事让我很感兴趣。您能大概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经历吗？
小邓：我来德国22年了，原先做文员和翻译的工作，一直待在办公室里，没有机会和具体的人接触，也体会不到收获感，所以我在2020年辞职后，经在难民营实习过的朋友推荐，开始接触难民工作。
李梓新：为什么德国的难民营会需要华人工作人员呢？
小邓：可能很多人对中国难民还保持着老印象，觉得只有很多年前才有从福建、广东跑到美国或者欧洲的难民，但其实今天依然有难民从中国来到欧洲，所以需要会中文的工作人员。
李梓新：你现在的工作地点在哪里呢？可以说说这个难民营地是怎样建设起来的吗？
小邓：我在德国北威州的一个二级难民营工作，目前有600名难民，今年会扩充到1000名。很多人应该都了解，难民潮从2015年开始涌入德国，基本上每个州都有难民登记中心和难民营。比如北威州会有几个一级营来收留难民，他们可以到一个指定的地点申报，然后申报地会根据各个一级营的床位情况进行分配。
李梓新：您了解到的难民的国别构成是什么样的？
小邓：总体而言，叙利亚及周边国家（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的难民占很大一部分，前巴尔干地区、波黑、斯洛文尼亚的难民也占一部分，此外还有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非的难民，中国、蒙古这些国家的相对而言少很多。
李梓新：我知道德国有很多来自土耳其的居民，会不会有些土耳其人以难民的身份来投靠亲友？
小邓：这种情况应该也有，但非中国的难民我了解得不是很详细。我之前工作的难民营有个保安就来自土耳其，他原先在军队工作，有硕士和MBA学位，但因为政变不得不亡命他乡来做保安。其实我有不少同事以前自己就是难民，这也是让我很感慨的地方。难民中很多人受过很好的教育，只是因为本国的动荡，就不得不流落他乡。其中有些人靠自己努力重新爬上来了，但也有很多可能会就此消沉下去。我们很容易给难民贴上负面的标签，但可能我们只是比他们幸运而已。
李梓新：根据您的观察，不同国家的难民对生活的态度会有所不同吗？比如中国人到一个地方可能会急着离开，然后去打工，但如果比如是来自乌克兰的战争难民，会不会更倾向于先留在营内保证生活？
小邓：当我们提到难民的时候最好不要一概而论，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比较勤快的人，也都有比较“躺平”的人。我曾经在专门接待乌克兰难民的难民营工作过一年半，就我的体验而言，乌克兰的难民，第一经济条件相对好，有些人有车，而且手机也不错；第二他们的平均素质相对更高，就是会比较有礼貌、守规矩，房间比较干净，能够主动跟你打招呼，也不会故意激怒你。从这些方面来看，乌克兰难民是和别的国家的难民素质普遍不同的。
李梓新：乌克兰难民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德国离乌克兰很近，接收了大量难民。我听报道说有一部分会回流，但有一部分就继续留在那边生活了，您接触到的乌克兰难民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小邓：这些情况其实都有，很难一概而论。几十万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生病的人肯定首先考虑治病，有的老人可能还是希望落叶归根，有的人自己的房子和家人都没了，没有办法回去。但总体而言，我发现乌克兰人学德语的意愿是比较强烈的，这和别的国家的难民很不一样。如果学了德语，他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工作或者安家，之后的生活也就大不相同了。
李梓新：那您接触或者认识的乌克兰难民后来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您会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联系吗？
小邓：我们的规矩是作为管理员不能私下与难民添加联系方式，这也是对我们的保护，加上我个人的语言问题，所以我没有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联系方式。但因为不是整个乌克兰都在打仗，所以我知道有些人是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了不打仗的地区。
李梓新：这一年半里来的难民最长的大概待了多久呢？不同时期来的人数有不同吗？
小邓：肯定是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来的人最多。那时候我还没有到专门为乌克兰难民开设的营地工作，但是我所在的难民营也接受乌克兰难民。我记得有天晚上我们4位同事接待了72个人，导致第二天用来分配的牙膏牙刷都不够用了。但后来随着战争陷入胶着，来的人也就少了，而且德国的政策也逐渐收紧了。
李梓新：据你了解，你离开的时候那个乌克兰难民营大概还有多少人？
小邓：我那个营很小，因为主要是用于报到的，所以最多也就是九十到一百人，但他们转入的二级营那里就有好几百人了。
李梓新：你对巴尔干地区的难民有了解吗？因为我自己也去过塞尔维亚、黑山这些地区，我听说会有很多人去德国做劳动力，比如罗马尼亚的人经常去德国帮忙收农作物或者水果。但比如像斯洛文尼亚已经加入了欧盟，那他们就不能算作难民了？
小邓：他们具体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我知道如果他们现在国家内不再存在战争或饥荒，他们就会被划为来自“安全国家”，会很难获得合法居留。我也听说过有些人因为本国比较贫穷，那边冬天很寒冷，所以会在冬天开始的时候到难民营来，过冬之后就回家。
李梓新：您这边的难民营是不是收留的时间更长一些？德国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呢？
小邓：因为德国的难民制度也在不断改变，所以我只能分享我了解的。以我所在的州为例，如果一个人去申报难民，当天就会被分配到一个一级营去走基本的程序，比如去政府部分做一个简单的听证，说明来的原因，走完程序之后他会被分去二级营。一个人在一级营的时间通常是几天或者几个星期，分去二级营之后可以停留六个月到两年。
李梓新：那在二级营里他们还有行动和自己谋生的自由吗？
小邓：以我的了解，任何难民都有行动自由，可以离开难民营再回来。我们会发一张带有条形码的卡，离开和回来的时候需要刷卡。我现在所在的是一个二级营，规定是如果离开超过7天，会暂时取消这个人的床位。我们这里是包吃包住的，如果生病也有营里的医生做简单的处理，病情复杂的话也可以把他转给外面的医生。当然，如果这个人不在营里居住就不能享受这些了。
李梓新：那如果一个人真的出去不回来了，会有什么后果呢？
小邓：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看不了医生了，所以生病了会很麻烦。
李梓新：那如果他确实找到了一个餐厅打工，然后就这么藏匿起来了，确实也可以就这么黑下去了是吗？
小邓：对，我知道很多人就这么黑下来了。如果一个人出营之后又想回国了，那么他再去报营表示想回国，通常也不会再追究了。
成为难民的原因：总得赚钱，总得活着
李梓新：那就您了解，现在德国给难民身份的人提供的工作机会多吗？
小邓：通常人需要有打工许可才能去工作，但打黑工的现象还是很普遍的，毕竟对于老板来说可以省很多钱，要打发他们也很容易。我所在的二级营一个成年人每周的难民金是42欧元，小孩还要低一些，如果这人需要抽烟或者买些日常用品都是不够花销的，所以他们出去打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李梓新：那他们打工大概一周能挣多少钱？德国规定的最低时薪是多少？
小邓：据说目前最低时薪是12欧，但是就真实情况来说，他们的收入取决于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老板。
李梓新：您刚刚说到理论上来说，他们可以在二级营待半年到两年，那有没有一个最长期限呢？比如如果两年内他们的庇护申请最终没有批下来，他们会面临什么？
小邓：听我同事说，二级营里有时候会有警察半夜来把人带走（送去遣返）。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替一个福建人做翻译，每次他去办事时都会背上书包，他说就是因为怕自己被遣返，所以要把所有重要的东西随身携带，最后他也确实被遣返了。
李梓新：那警察是怎么掌握他们的信息的呢？
小邓：所有程序都有线上资料，所以信息肯定是互通的。
李梓新：我觉得这个系统还挺有意思的。因为相比于美国那种把难民散到社会上去的政策，德国这里虽然可能有更多的经济负担，但在管理上似乎会更有序，不会像美国那最终遣返的时候比较困难。
小邓：我觉得这也不好说，因为德国在难民管理上也还是有很多漏洞的。
李梓新：你接触的难民最后成功留下来的比例有多高？
小邓：我刚开始做难民工作的时候，听到他们描述自己的经历都会觉得实在太可怜了，但后来同事提醒我说其实他们的话里有很多谎言，因为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但又想成功申请庇护，他们就只能骗。我也知道一些人是骗成功的，至于留下来的比例我并不是很清楚，因为我跟他们没有联系。但我接触到的大多数华人难民都是35岁以上，不通英文和德文，文化教育程度也不高，在这里很难找到工作，反而会很累，也很孤独寂寞，所以但凡有别的可能，我个人都不建议走这条路。
李梓新：您之前还认识过一位渐冻症的病人是吗？他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小邓：那位难民是说阿拉伯语的，但我不确定是来自哪个国家。那是我工作的第一个难民营，我当时给他送饭，留意到他旁边的桌上已经有一摞饭盒，他坐在床上，他太太一脸愁容站在那里。后来我才知道他因为渐冻症没办法上厕所，所以不敢吃东西，也不敢喝水。因为我们的难民营只有孕妇或者癌症晚期患者住的走廊里才有厕所，其他人都得去楼下的“集装箱厕所”。直到有一位同事发现了他（那位同事自己的父亲也是因为相同原因去世的），才抱他去上厕所，并把他转到医院。
李梓新：那如果是孕妇，她生下的孩子可以有德国身份吗？
小邓：不可以，除非孩子的父亲是德国公民。我遇到过一个情况就是孩子的父亲是非洲人但已经有了德国籍，这种情况下只需要这个人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所以等他一承认，那个母亲就有一种“上岸”了的感觉。
李梓新：那带小孩的难民是不是大部分确实是逃难的家庭？
小邓：也不一定。比如来自巴尔干半岛的，很多可能就是来过冬的，住了几个月就回去了。我以前听说，他们之间会互通信息，可以知道哪个地方的难民福利好，然后就每年换一个地方。所以难民有的是真的出于实际需要，有的可能更类似来占便宜的。
难民营是什么样的？
李梓新：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难民营吗？比如面积多大，有哪些功能区？
小邓：每个营还是不一样的。我工作的第一个营是旧兵营改建的，有独立的一个食堂，那栋楼里也有一些办公部门，此外有两栋互相连通的宿舍楼。楼都不是很高，也就四五层。宿舍的每个房间最少住四个人，最多八个人，都是上下铁架床配泡沫床垫，外面套了一层比较结实的塑料，这样脏了也好擦。除了病人的走廊有洗手间，其他人的洗手间都是外面操场的集装箱。我们的办公区域在走廊的某一块，那里难民是不能进入的。
李梓新：那洗澡也是在集装箱洗手间吗？他们会出现集中排队的情况吗？
小邓：对，也是在那个洗手间。通常不会排队，因为毕竟不是学校，没有必须的作息时间，而且我们的洗手间数量挺多的，所以不容易出现排队的情况。
李梓新：那他们有放松的区域吗？
小邓：他们可以自己出营区散步，也可以把卡抵押在我们这里借篮球和足球，场地虽然不专业，但也有一些基础设施。夏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自己组织球赛，挺欢乐的。
李梓新：那难民营和周边地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周边的居民会反对吗？
小邓：我第一个工作的难民营其实离市中心很近，周边也是正常的商店和街道。现在工作的这个离市区远一些，但实际上他们日常生活中也会和当地居民碰面的。我也知道很多居民对此很不满，这也可以理解，因为确实有一部分难民会在外面打架、醉酒或者吸食毒品。
李梓新：那居民会不会担心难民营周边的治安问题？
小邓：我觉得会的。我确定要去难民营工作的时候，好几个朋友都提醒我说德国发生过好多起难民强奸管理员的事件，让我注意安全。所以我也说我们和难民的关系是一种“有距离的爱”，工作里该做的都要做到，但私下不再有更多的接触。
李梓新：你有接触到德国社会对难民议题的讨论吗？比如媒体或者民众舆论上对接受难民这件事情怎么看？
小邓：我个人感觉这是有变化的。刚开始的时候，比如2015年，相对而言正面的反馈比较多，但现在可能负面的更多一些。毕竟经济状况不好，犯罪率升高，大家很容易把矛头指向某些特定群体，再加上政府在这方面花了很多钱，但相当数量的难民在融合方面非常不乐观。虽然大部分人都希望在德国拥有更好的生活，但很多人本身也没有受过像样的教育，所以在德国机会也很少。而且很多人知道自己肯定会被遣返，所以学习德语的热情并不高，虽然可以理解，但我也觉得很可惜吧。
李梓新：你们会提供德语课吗？大概是什么频率？
小邓：我现在的二级营是工作日每天上午三个小时，有的人晚上也会去休息室的小房间学德语。
李梓新：可以介绍一下您的日常工作吗？
小邓：因为我是初级管理员，所以工作内容基本就是打杂，比如帮难民办手续登记，帮他们分配房间，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在他离开打卡的时候确认他会离开几天，因为这些信息也与将来转营有关，比如如果他在哪个城市有亲属就可以帮他往那里转。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在他们沟通不了的情况下帮忙翻译，或者帮忙预约医生，还有一个固定工作就是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在食堂看着，以防他们之间起冲突，也拦一下想把饭带走的人等等。
李梓新：如果值夜班的话是什么样的时间安排？会有什么突发事件吗？
小邓：夜班要么是10点到6点半，要么是11点到7点半，当然每个难民营有各自的规矩。我在一级营的时候经常遇到半夜突然有入营的人，在乌克兰难民营的时候也会遇到类似的突发事件。记得有一次晚上1点多，有一个非洲小哥拿着乌克兰的签证想来报营，然后我们告诉他按规矩他得去波鸿市报营，他二话不说背起包就走了，但他从乌克兰到德国一路都没有休息过。我当时就觉得好难过，后来有天晚上我就一直在做梦，梦到我们又拒绝了很多人。
李梓新：夜班需要去宿舍巡视吗？期间自己可以休息一会儿吗？
小邓：不能说是巡视，我们大概每两个小时要去楼里转一转，确认一下是不是安静。至于能不能休息也主要看领导的态度吧。
李梓新：那比如他们吃饭的标准配置是什么样的？
小邓：早餐和晚餐通常是面包配果酱、黄油奶酪和火腿片，有时候也有煮鸡蛋，午餐通常是一些热食，也会有水果，都是吃完了可以加的。食堂也提供咖啡、牛奶、热水和热茶，如果过了食堂的固定开放时间就只提供开水了。但因为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时间久了也有人比较不满。
李梓新：当时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你们工作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吗？会不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小邓：就是要常常洗手，用消毒液，口罩也必须戴。
李梓新：当时难民来的时候是不是也不知道自己的情况，他们集中居住会不会更容易传染？
小邓：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我当时在专门接受乌克兰的难民营值夜班，晚上11点多来了一对母女想要报名入营，但我们当时的规定是除非这个人在这个城市有亲属，否则我们是不能接收的，因为这个城市已经爆满了。当时那个母亲给我们出示了医疗证明，她得了恶性乳腺癌，需要立即得到治疗，但因为她没有亲属在本地，到了早晨就必须离开。但是我们给她们做新冠检测的时候，发现她女儿“阳”了。发现以后几个同事都很高兴，因为按规定，阳性病人不能转移，需要留在营内直到痊愈，所以我们就有了时间跟市政府斡旋，说明她的身体情况和家庭情况。当时她的女儿才15岁，儿子还在乌克兰打仗，后来政府确实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允许她们留在我们营内了。
李梓新：所以大家还是很想要帮助她们的。
小邓：对，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没有也应该培养一下吧。
李梓新：你们有针对阳性病人的隔离区之类的吗？
小邓：阳性的人不能到食堂来吃饭，我们会送饭过去，他们住的楼层和使用的厕所会和其他人分开。
我想接近一些没有被修饰过的生活
李梓新：刚刚提到德国社会对难民的态度在变负面，那么普通民众现在是怎么看待你们的工作的呢？
小邓：我想先说，我们不要对难民有偏见，也不要对社工有偏见。这个“偏见”的意思是我们不要认为社工就一定要很有耐心，很有爱心，这也只是一份糊口的工作。因为有时候有的朋友会觉得我很有爱心，但我也只是误打误撞进了这一行，然后碰巧发现很适合自己。
李梓新：您觉得难民工作需要怎样的素质呢？
小邓：我个人觉得有三样东西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是专业知识，包括对大局势的了解，对人的心理的了解等等。其次是行业经验，我工作了三年半也觉得自己只是“刚入门了”而已。还有就是一颗真正把人当人看的心。我前几天和一个旧同事去一个餐厅吃饭，那里的老板娘以前也是难民，我的同事是六年前她在难民营时的管理员，她们见面的时候非常高兴和激动。虽然语言不通，但我能感受到，当我们仅仅把难民看成一个有需要的人、而非“难民”的时候，对方是能感觉到这种平等的，所以也不会忘记这种感受。可能很多人在难民营工作了十年，依然会给难民贴上一个标签，但我觉得把人当成一个平等的、值得尊重的人来看待，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李梓新：您讲得特别好，我能感受到您对工作投入的热情。那您觉得应聘这个工作难吗？考察工作人员的标准是什么？
小邓：有时候会和语言有关，比如难民里有来自哪些国家的人。像我的优势就是中文，因为据我所知很少有华人愿意在难民营做全职工作，因为这里的工资可能是一个餐馆员工可以赚到的钱的一半。另外，做我们行业也会要求出示“无犯罪记录证明”。
李梓新：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有受到一些宗教力量的影响吗？会觉得这一种奉献吗？
小邓：说真的，我没有这样想。当我做了这份工作之后，我其实发现世界上有物质需求、有心灵需求的人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以前的生活中没有接触到这种有着严重的身体需要和物质需要的人。比如我在乌克兰难民营工作的时候，那里有三分之一的人要么患癌症，要么患有其他疾病，他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也不知道自己回去之后会怎么样。我在难民营工作之后，会觉得今天世界的物欲太过了，在看到这些真真正正的人之后，我会不太想继续谈论以前接触的人谈论的话题，比如度假，买东西等等。这不说明他们是错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物质水平决定生活方式，我只是希望有时候人不要只关注自己和自己觉得重要的人吧。举个例子，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有10个人“阳”了，我们会觉得与自己无关，那如果是1000个人，10000个人，我们的情绪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觉得世界上很多东西离我们很远，所以我们不用去看也不用去想，但这个世界也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大，所以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接近一些没有被修饰过的生活。
李梓新：明白，可能做了这份工作之后您会更看重一些远离商业物欲的、平和的、本真的生活。您计划长期做这份工作吗？有思考过下一步的打算吗？
小邓：我目前在修一个社工学位，希望可以把它读下来。我的打算是一直做社工，但未必是难民相关，但我觉得我学到的东西在其他社工领域也是互通的，所以希望可以继续做这个方向吧。
李梓新：您有和国内的家人提过这个工作吗？他们能理解吗？
小邓：我妈妈年纪也比较大了，我想跟她说了也未必能够理解，所以也没有怎么提过，也不想让她们担心。
李梓新：我明白。我觉得这份工作仅就人与人的连接而言，其实就能够接近一些生命或者说生活的本质，这就是它的伟大之处了。
小邓：我想这个世界在最上层有很多需要改变的东西。如果叙利亚一直有战争，如果阿富汗一直有塔利班，如果巴尔干地区的状况没有改善，那难民永远都不会消失。包括德国的难民政策也当然还有很多漏洞，但这些都不是我能控制的，但我想尽可能让我遇见的人感受到哪怕一点点真诚和善意，这是我可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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